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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思享】林毅夫:中國的思想市場需要哪種解放思想

來源:澎湃新聞 | 作者: | 時間:2020-12-11 | 責編:申罡

【編者按】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2020年,全球疫情之下,從經濟到公共衛生,再到族群政策,以往的思想體系被質疑、被反思。

中國的繼續發展需要什么樣的思想市場,在中國該用什么樣的思想體系解釋、指導經濟發展?在雙循環戰略背景下,國內外的產業鏈如何打通?產業政策如何指導實踐?站在思想再解放,對外開放再升級的新起點。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推出“內觀”專欄,邀請智庫領軍人物討論世界大變局下的中國出路。

澎湃新聞 王基煒 制圖10月16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出席“浦東與深圳聯動創新研討會”,會議期間,澎湃新聞記者就中國未來發展該如何解放思想等問題專訪林毅夫教授。林毅夫認為,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一體兩面,真正的解放思想是沒有任何先驗的理論和經驗來約束,包括中國過去的和國外的。如果一個人有先驗的認識,譬如談到國進民退,他就會覺得民企總是比國企好,國企怎么做都錯,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就不是解放思想。

以下為澎湃新聞對林毅夫的訪談實錄:

內循環是長期戰略

澎湃新聞:現在不管外貿、內貿都沒有恢復到疫前水平,財政又堅決不放水,既然內循環是一個著眼于國內消費的大戰略,要啟動國內消費,新的購買力從哪里來,內循環這第一步該怎么啟動?

林毅夫:你所說的這些都是造成短期外在沖擊的因素,財政手段是短期策略,而內循環是一個長期戰略,內循環不是財政議題。內循環(林毅夫教授關于內循環的闡述)的原理是:制造業規模經濟非常大,在越大經濟體量的國家,制造業的產品就會越多地在國內消化,出口的占比就會越低;同時服務業有許多是不可貿易,服務業比重越高,出口在經濟中的比重也同樣會越低。

所以內循環并不是一個短期的應對措施。中國是一個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的占比越來越高,同時,隨著收入增長,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的比重也越來越高,所以,內循環的比重也就越高,例如,2019年,出口只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7.4%,也就是有82.6%的規模經濟已經在國內循環。中國像一艘大航母,不能因為外部經濟波動,出口不好,就靠直覺認為整個國家的形勢也不好,那是用中國是外向型經濟的老觀念來看中國。

澎湃新聞:在內循環為主的背景下,如何擴大內循環的規模?

林毅夫:要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最重要的是,必須讓經濟體量越來越大,讓國民的收入水平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體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會越來越高,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國內循環的比重越來越高。

怎樣讓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需要不斷實施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中國具有兩大優勢。

首先,在傳統產業方面,中國有后來者優勢。

2019年我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10098美元,美國是6萬多美元,德國差不多5萬美元,日本是4萬美元,都比我們高。它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我們高,代表平均勞動生產水平比我們高,產業技術比我們先進,產品附加值比我們高。

不過,傳統產業都是成熟產業,這意味著那些產業的大部分技術,通過買設備就能擁有,那些有技術的國家會樂意把設備賣給中國,否則沒辦法實現那些技術的價值。所以中國還是有引進技術,實現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后來者優勢。

后來者優勢有多大,如何衡量呢?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19.2%,這相當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國臺灣在1971年、韓國在1980的水平。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與美國的收入差距所代表的生產力水平和產業技術上的差距,利用這種后來者優勢,日本實現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長,新加坡實現了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長,臺灣實現了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長,韓國實現了二十年的每年8.4%的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了傳統產業的后來者優勢,實現了二十年8%到9%的增長,代表中國利用同樣的后來者優勢有實現二十年平均每年8%增長的潛力。實際上,我們從2010年到2019年的平均增長率是7.42%,這與我的分析是很接近的。這意味著,展望未來十年,到2030年,我們還有8%的增長潛力。

第二個優勢,中國有,而前面提到的東亞經濟體在追趕階段沒有的,是新經濟革命的換道超車優勢。

新經濟有一個特點,它的研發周期特別短,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有的是涉及軟件的新經濟,比如互聯網、人工智能;有的是涉及硬件的新經濟,比如大疆的無人機、華為的手機。中國是人口大國,人力資本多,而產業和供應鏈齊全,在新經濟革命上具有優勢。根據胡潤研究院發布的全球獨角獸榜,2019年全球有494家獨角獸企業,其中中國有206家,美國有203家。2020年,截至3月31日,全球獨角獸企業有586家,其中中國有227家,美國有233家。也就是說,在新經濟的彎道超車方面,我們有和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優勢。

那么這個潛力怎么挖掘?一要深化改革,二要擴大開放。

怎么深化改革?中國改革是漸進、雙軌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樣,現在產品市場基本都放開了,但在要素市場,還存在很多結構性的障礙。

比如在金融市場方面,實體經濟中有50%是民營的中小型、微型企業,還有農戶,它們在以大銀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中需求得不到滿足,所以金融要實現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再改革需要補為農戶和中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短板。在勞動力市場方面,要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動;要解決高房價問題,讓房價回歸“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在土地市場,要解決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的問題,政策已經有了,就看怎么推行。在產權方面,要落實“兩個毫不動搖”,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國有企業,同時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企業的發展,要讓民營企業在市場上不受因為產權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準入或運行方面障礙的影響。

在深化改革方面,經濟特區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國的改革是漸進、雙軌的,在漸進過程中,深圳等經濟特區要先行先試,效果好的改革要向全國推廣。

在擴大開放方面,過去我們的開放也是雙軌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開放,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不開放。現在需要擴大開放來更充分地利用國際資源,一方面要降低關稅,另一方面,對外資要實施負面清單,而且清單范圍應越來越小。在這方面,先要擴大自貿區的范圍,在自貿區試點成功的政策要在全國推行。這樣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外國資源,包括技術資源、金融資源。

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加上其他國家也要發展,也得利用它們國內國際的市場,而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市場,它們就不會加入美國封鎖中國的行動中,如果美國想孤立中國,被孤立的反而會是美國自己。這有利于化解中國目前遭遇的不利局面。

總的來講,面對百年不遇之大變局,我們要保持定力,認清形勢,做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是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利用我們的優勢發展經濟,提高我們的收入水平,這樣國內循環的比重會繼續提高。

而且,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樣能夠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而且,中國的發展將不僅有利于自身,而且有利于世界其他國家。

澎湃新聞:關于內循環您接受《光明日報》專訪時提到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有些決議內容還有待落實,您指的是還要繼續落實哪些決議?

林毅夫: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是大的戰略方向,不是戰術措施,在戰略層面我們肯定要按決議確定的大方向發展,在戰術層面要根據國內國際形勢做調整。關于落實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因為這兩年出現了一些國企并購民企的案例,有人爭議這是國進民退,其實我們已經開放金融、設立自貿區,市場改革也在推動,改革正在進行中。說國進民退的人只看到表象沒看到實質,由于經濟放緩,不少民營企業經營不好,在市場經濟中經營不好就應該倒閉,但企業如果倒閉了這個實體就徹底消失,將來要想恢復難度很大。這時候有些民營企業的老板認為不如暫由國有企業并購,尤其是地方國企,等待形勢變好再回歸民企。

所以,自2010年以來,國有企業并購民營企業的情況確實存在,但是,這是在經濟放緩下,有些民營企業經營不好,為求自保的結果,不是,因為有了國有企業并購民營企業,使得民營企業經營不好,導致經濟放緩。

澎湃新聞: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對政府負債、地方預算等有重點提及,這兩年有些地方負債比較突出,預算也不盡如人意,有些人提出加強人大的作用,以提高對地方政府的約束,你如何看待?

林毅夫:這種說法從西方三權分立的理論來看似乎有理,但在中國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都聽地方黨委的,地方人大難于獨立于地方黨委來監督受地方黨委領導的地方政府,在中國的體制下,上級政府和黨委的監督會是更有效的約束機制。

解放思想與思想市場

澎湃新聞:如何推動高質量內循環,您的答案是繼續改革。無論深圳特區成立還是浦東新區設立,這種改革的源動力都是解放思想。那么啟動內循環的改革,是什么層面的改革,是技術性層面的改進,還是思想解放層面的改革?

林毅夫:提改革是很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實事求是。很多人在講解放思想的時候,是以他假想的理想模式為參照,要求別人接受他的理想模式才認為是解放思想,那就不實事求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是要基于基本的現實,解放過去形成的經驗和理論。我們參照外國的理論時,也要看是不是符合中國的現實,才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一體兩面,真正的解放思想是沒有任何先驗的理論和經驗來約束,包括中國過去的和國外的。如果一個人有先驗的認識,譬如談到國進民退,他就會覺得民企總是比國企好,國企怎么做都錯,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就不是解放思想。

我的論文《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國企改革》(論文鏈接)有具體的論述,你看原蘇聯、東歐的國有企業是沿著私有化的路子去改革,但改革后發現問題同樣沒有解決。雖然國有企業都被私有化了,但是私有化之后的企業,尤其大型企業的保護補貼一直存在。而且現在有大量的實證研究,包括歐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以及前蘇聯、東歐國家自己的經濟學家所做的實證研究證明,在私有化以后給的補貼甚至比國有的時候還更多,效率也沒提高。從實證上來看,轉型當中效果最好的,是中國、越南,大型國有企業雖然進行了股權等改革但是都沒有私有化。不僅是亞洲的中國、越南和柬埔寨,在東歐兩個表現最好的國家是波蘭和斯洛文尼亞,他們也是和中國一樣,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在前蘇聯國家中兩個表現最好的是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同樣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并不是這些國家的大型國有企業沒有問題,就像中國一樣,他們的大型國有企業也還有很多問題,但是把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國家,經濟表現更差,國家給的保護補貼更多,效率也一樣沒有提高。

再回到思想解放,在實事求是的原則前,帶著先驗傾向的思想其實不是解放思想,因為他們提出的看法不是來自理論模型推導出的結論,就是來自其他國家的經驗或其他學者的思想理論,而不是實事求是得來的。

最近經常有人提思想市場,但很多人沒有認真去看科斯怎么提出思想市場的,他先是說中國過去30多年沒有按照西方的理論,取得很大成績。接下來說,中國未來的發展會遇到很多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有思想市場,我想他的意思顯然不是中國需要按照西方現有的思想來解決中國未來出現的問題,如果是這樣他應該說是需要引進西方現有的思想作為未來改革的依據。

很多人在講改革的時候是拿新自由主義思想作為參照,如果沒有按照新自由主義去做,就會被認為是不解放思想。這能算是思想市場嗎?如果真的是思想市場,新自由主義可以作為一派說法,但也一定要看到中國過去沒有按新自由主義來改革,也發展得很好,那么中國繼續發展需要按新自由主義的說法去做嗎?我想科斯所說的“思想市場”,不是指中國未來一定要按某一種現成的理論或思想去改革,而是,讓各種思想自由競爭,包括來自中國根據事實求是的原則提出的新的想法和做好,就像改革開放前30年那樣。但是,遺憾的是,有些人一提思想市場,就只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那些想法,提出和那些想法不一樣的看法就被認為是不解放思想,如果沒有按照那些想法做,就認為沒有思想市場。這是不是悖論?

澎湃新聞:國企改革的路徑之一是國有資產打包上市,先解決資產定價的問題,然后再引入社會資本,解決公司治理、監督這些問題,這樣改革可以嗎?

林毅夫:這是沒有搞清楚國企改革為什么經常會遇到困難的原因。1970、1980年代,大家認為國企要放權讓利,這個辦法在改革試點時很有效,但推廣以后都走樣,生產率是變好,但是大部分企業收入被企業截留了,國家收到的利稅越來越少。大家認為這是因為企業產權不明晰,然后開始抓大放小,小的改制,大的公司設立董事會,但是結果還是不理想。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改革都是根據現有的理論來改,理論認為自主權很重要,就推行放權讓利的改革,認為產權和公司治理非常重要,就按照這些理論來改革,忽視了大型國企的現實問題。有些國有企業關系到國防安全,它的資本很密集,根本不符合比較優勢,這種企業不補貼根本活不了。另外一類大型國企有自然壟斷屬性,跟國計民生有關,它們能盈利,像電力、電信公司。

第一類企業一定要補貼。一聽到補貼,大家就會有意見。但是,假如這種企業私有化了,是私有化后獲得的補貼多,還是原來國營時補貼多?1990年代蘇聯東歐的經驗是私有化之后補貼多。國企的廠長是國家職工,國家給企業的補貼,廠長不能直接放到自己的口袋,這是貪污,即便貪污,也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鬧。

第二類有壟斷利潤的國企私有化也是一樣,私有化之后攫取壟斷利潤的積極性會比國營時要高,因為壟斷利潤都是私企老板的合法收入。這時候就很容易出現現在所謂的“捕獲”(capture),私營企業會利用巨大的壟斷利潤來公關,使政府的官員制定政策為其獲得壟斷利潤保駕護航,形成現在俄羅斯、東歐或拉丁美洲的所謂的經濟寡頭。

我一直認為,這兩種有特殊地位的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要有好的監管,那么是民營壟斷企業容易監管,還是國營壟斷企業容易監管?從蘇東和拉美的經驗來看是民營企業更難監管,還是同樣的道理,不管是補貼,還是壟斷利潤,如果是私營,這些錢天經地義地全部放到企業主的口袋,會有更大的積極性去“捕獲”政府官員和政策,而國企沒有那么大的動力。

所以很多人分析國企改革時,沒有搞清楚問題根源是什么,就拿國外適用于競爭市場上的企業的理論來做參照,認為管理層沒有產權,或者企業產權不明晰就管理不好企業。這樣的想法沒有實事求是,只有先看清楚事實,了解問題的本質和成因,才能找到有效的改革方案。很多人一看到問題,就去照搬理論,但那些理論成立的前提是企業要在競爭性市場,用這些理論去改革特殊領域的企業,怎么能改革成功?

澎湃新聞:現在很多企業,尤其上市公司,普遍把股權激勵作為增強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們采訪有些競爭性領域的國企,也是上市公司,因為各種限制,它們的股權激勵就很難推出。同一個行業里,私營企業的人才能拿到激勵,國企的拿不到,競爭力肯定會受到影響。而且國企的股權激勵受限是比較普遍的問題,這種問題怎么解決?

林毅夫:如果是競爭性領域的企業,行業里一定會有標桿性企業作為參照系,如果相比之下企業效益好,董事會可以給予相應的獎勵,而獎勵可以是金錢回報也可以包括升遷,如果不好,董事會可以根據參照系客觀地評價國營企業領導人,企業領導的任期和升遷肯定都會受到影響。我前面講到的那兩種特殊領域的企業,不處于競爭領域,沒有參照系,這種企業在美國是以民營為主,在歐洲是國營為主。兩者同樣都經營得不是很好,也同樣存在預算軟約束。這種企業的存在不是中國獨有的特色,要提高這類企業的效率,只能是提高監管的有效性。

產業政策

澎湃新聞:與國企高度相關的是國家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有時候會造成不小浪費,譬如這些年很多沒有條件的地方上芯片項目,國家產業政策的必要性是什么?

林毅夫:如果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看,自然會認為政府干預違背市場原則。反過來看,發達國家有沒有市場干預?其實也有。但是因為它們的發展階段和我們不一樣,干預的地方和方式也不一樣。

關鍵問題是話語權和思想理論都在人家手里,我們沒有一個理論能向外界講清楚,政府干預產業的合理性在哪里?而且也沒有講清楚,中國的發展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其實德國、美國一直都有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美國真相》在北京出版發行的時候我有個發言,美國從建國以后有兩種主義,一是漢密爾頓主義,主張政府積極干預;一是杰斐遜主義,主張自由市場,政府不干預。但其實,美國政府推行的一直都是漢密爾頓主義。美國產業都存在于科技最前沿領域,它的產業升級、技術創新都靠自己的發明。發明分兩部分,一是科研機構主導的基礎研究,一是企業主導的產品和技術開發。對后者此企業有積極性因為開發出來可以獲得專利,企業則不愿意做基礎研究,但要是基礎科研不突破,產品和技術開發就是無源之水。美國的確很少支持企業的產品技術開發,但一直長期支持科研院所的基礎科研,這種支持是美國企業產品和技術開發所必須的,而且,政府可以用來支持基礎科研的經費有限,只能針對政府認為重要的產業領域來配置科研經費,這是不是產業政策?

雖然美國一直這么做,但口頭一直是杰斐遜主義的不干預。大家也都接受了這個說法,認為美國政府不干預產業發展。有時候我與國內學者討論,美國怎么可能沒有產業政策,美國現在國際上領先的高科技企業技術創新所依據的基礎理論的突破都是美國政府支持的結果。國內有些學者就說,政府支持科研不算產業政策。

中美的發展階段不一樣,中國多數的產業還處于追趕階段,還沒有到靠基礎研究的突破創新新產品新技術的階段,很多新技術靠買新設備、買專利。但是,并不是處于追趕階段,就不會有市場失靈,例如在發展這些產業的地方是否有先行者?合適的基礎設施?技術人員?土地如何解決?一個地方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很多,能否快速形成幾個有競爭力的產業集聚等?這些都是政府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當然中國現在也有些產業已經到了世界前沿,技術要自己研發了,中國政府也可以通過支持基礎科研來支持產業發展。可是中國的人均收入才剛達到1萬美元,美國是6萬美元,德國是4.7萬美元,中國跟他們差距還很大,還有很多追趕的空間,還有很多技術要購買,還需要產業政策來支持各地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實事求是要求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產業市場失靈的地方來決定政府如何服務產業。

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經常被教育成美國做的都是對的,不按美國做的就是錯的。這里有沒有思想市場?有沒有解放思想?有沒有實事求是?

這些年我一直提倡社會科學理論要自主創新,因為理論的來源有兩個,一是過去經驗的總結,一是當前問題怎么解決。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過去經驗的總結;凱恩斯主義是解決大蕭條。這些理論不可避免地把產生理論的國家當時的發展階段、社會、政治、文化、價值理念作為理論的暗含前提。由于前提條件的不同,拿這樣的理論到中國來用,難免會出現“南橘北枳”的困境。只有從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問題出發,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的理論才能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標。這也是我為什么要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原因。

澎湃新聞:我們最近看了很多上海之外的區域,都在像上海一樣發展很前沿的高科技,但是它們并沒有人才和產業基礎,而且很多地方的產業規劃幾乎重合,所以有的地方政府做產業規劃有時候并不合理?

林毅夫:這還是缺少產業發展的理論指導,新結構經濟學建議各個地方結合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而不是看別人發展什么就想去發展什么。

澎湃新聞:但是所有地方都會盯著利潤高的產業去發展,并不會去想自己的比較優勢,你能上高利潤的項目,為什么我不能,萬一做成了呢?

林毅夫:這種不顧自己條件蠻干就不是實事求是,如果符合比較優勢,這些“高利潤”項目確實會有高利潤,但是,如果不符合比較優勢則會導致負債累累。產業升級一定要有政府支持,但是現在我們能看到的理論都反對政府在產業升級中發揮作用,正因為沒有理論的指導,就會蠻干,或是發達國家發達地區做什么,就不顧條件去做同樣的事。譬如看到美國發展高科技產業,所有人都開始講高科技產業有多重要,不顧自己的比較優勢,去發展這些其實不適合自己條件的高科技產業,這就是缺乏合適自己的理論產生的問題。

各地的比較優勢不一樣,只能發展適合自己的產業。譬如要長三角一體化,就要按照各個城市不同的比較優勢各自發展,然后組合起來形成區域的競爭優勢。

如果我們有自己的理論,能想明白要經濟發展好,需要有競爭力,競爭力的形成,一要有比較優勢,要素生產成本要低;二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消除各種瓶頸障礙,降低交易費用。這樣才會有競爭優勢,經濟發展好,能夠創造利潤,就能積累資本,為下一個轉型升級準備物質條件。但是國外的教科書都不這么講。

如果認為發展相對成熟的產業是落伍,地方就會只盯著上海怎么做,深圳怎么做,但是他們不清楚深圳是怎么走過來的,深圳一開始不是發展高科技產業,深圳是從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三來一補發展起來的。

澎湃新聞:政府的產業政策,有時候也會有主觀的個人因素摻雜進去,我們到上海周邊去看,有的地方為了政績,為了產值會放棄之前規劃好的轉型,這已經不是發展理論的問題。這種怎么辦?

林毅夫:首先必須承認中國這40年經濟發展速度很快,產業升級速度也很快,新官不認舊賬的現象不是沒有,但總體看我們的模式是對的,不能因為有些個體的偏差就否定了政府官員整體在經濟發展上做出的貢獻,總的來講,中國的政府官員都還是比較事實求是的。作為經濟學理論的工作者,我們有責任研究清楚中國過去40年為何能夠取得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同時還存在不少問題和挑戰,背后的道理、學理、哲理是什么?從這些經驗中總結出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要好,靠的是什么,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是什么,每個地方應該怎么做,如何發揮局部優勢,形成全局優勢等等,這樣給地方官員做參考,就可以減少個體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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